军事永远是乱世的核心阵地

文 / 子玉

历史有一条规律，皇帝总是发展内朝来制衡外朝，然后所谓的内朝就逐渐成为朝廷的正式机构，外朝化，为了打造新的盟友，皇帝又会发展新的内朝势力，如此循环往复，像尚书、中书等机构最早就是内朝。历史上枢密院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置崇政院，所谓的崇政院就是枢密院，只不过朱温以朝廷大臣来担任枢密使一职。当时，枢密使的职责是，作为参谋、顾问的角色协助皇帝决策，同时作为沟通皇帝和外朝宰相之间的桥梁。

可见，朱温虽然打破了唐朝由宦官担任枢密使的传统以外朝大臣来担任此职，但此时的枢密院的性质还是标准的内朝。比如，朱温在907年四月所任命的枢密使就是他宣武军的掌书记、太府卿敬翔。

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在乱世之中，皇权必须以自己的心腹班底作为权力主体来处理、应对复杂军务，同时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当时的枢密院就承接了这一需求。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话来说就是：“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

不过，此时的枢密使并没有侵夺宰相的权力。但是，后唐的李存勖在同光元年（923）将崇政院恢复为枢密院的旧名之后却进一步让枢密使负责军国大政，当时，枢密使不仅分了宰相的兵权，还进一步负责朝政。

自此，枢密院正式成为五代皇帝控制江山、开拓天下的核心机构。同时，枢密院也成为了朝廷的正式机构。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枢密使和宰相之间的微妙关系说得就非常清楚：“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

没办法，在乱世没有结束，王朝没有形成统治惯性之前，皇帝就必须用自己的腹心来保证皇权的安全和开拓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两件事。而李存勖由于对大臣的不信任甚至还复制了唐朝的做法任命宦官为枢密使。这一做法就再次验证了枢密院虽然成为外朝机构但其属性却是内朝的事实。

因为，出任枢密使的人是皇帝的核心心腹。

等到李嗣源在兵变中被禁军拥立为皇帝登基之后又任命自己的心腹安重诲为枢密使，自此，枢密使一职由外朝的大臣来正式担任就成为定例，不过，其必须是皇帝的腹心这一性质却没有变。

由于此时的枢密使权力极大，加上李嗣源又不认识字，经常由安重诲为他读各种重要文件，所以李嗣源时代就出现了枢密使专权的现象，最终，安重诲在被调任地方之后被杀。

而李嗣源时期枢密使专权的现象被石敬瑭看得是清清楚楚，因此，他在建立后晋之后为了防止枢密使专权的现象就索性废除了枢密院，将权力全都给了宰相。

但是吧，当时的人们毕竟已经接受了枢密院制度作为朝廷系统的一环，宰相也根本应付不过来乱世的冗杂事务，毕竟，当时军务较多，而宰相也不具备相关军事素质，所以，冯道等人在石敬瑭去世之后就强烈要求恢复枢密院制度。

当然，冯道没说的话是，自己并不是皇帝的腹心，因此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还不如恢复枢密院的设置。

最终，后晋在开运元年（944）再次设置枢密院，以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当时的宰相如果不兼任枢密院的相关权力，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宰相。枢密院在五代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到了后周时，枢密使虽然不再像后汉那样可以领兵，但人员任命还是皇帝的心腹。而且，周世宗已经着手以中书来制衡枢密院，形成中书和枢密院文武制衡的格局。北宋的中书和枢密分权文武的制度就是在后周时期所形成的，只是赵匡胤将其制度化了而已。

但是呢，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之后，枢密院又恢复了此前五代的权力格局，成为负责军政大事的核心，因为，赵匡胤是通过发动兵变登上的皇位，首先要确保自己的权力。

不过，出于稳定的考虑，赵匡胤在登基之初还是以后周的魏仁浦和吴挺祚担任枢密使。为了掌控枢密院，赵匡胤就以心腹赵普为枢密副使。

建隆三年（962），赵匡胤在初步稳固了权力之后就将吴廷祚调到地方出任节度使，而以赵普为枢密使，自此，枢密院完全被赵匡胤所掌控，负责军国大事。

赵匡胤以赵普为枢密使 图源/剧照

乾德二年（964），赵普被拜相之后，中书的权力又进一步被赵匡胤的腹心所掌控。

不过，枢密院依旧是赵匡胤的重心，因为，他要对抗乱世的惯性，维护皇权就必须打造自己在朝廷的核心阵地，说白了，就是为了防止肘腋之患。而且，当时的枢密使依然负责部分行政事务，比如，官员的升迁、监修国史等事。

等于说，和五代皇帝一样，赵匡胤也是以枢密院来控制天下。

这一点，我们从对枢密使的任命就能看出来。除了在过渡时期以后周的魏仁浦和吴廷祚为枢密使外，之后的赵普、李崇矩、曹彬三人和赵匡胤都渊源极深：赵普是赵匡胤夺取天下的腹心；李崇矩在后周时与赵匡胤关系就不错；曹彬虽然之前没有明显站队，但也和赵匡胤是还处得来的同事关系。

再看几位枢密副使：李处耘此前是赵匡胤账下的都押牙；魏仁瞻此前也在赵匡胤账下做事；沈义伦出自赵匡胤的幕府；楚昭辅也曾在赵匡胤麾下干事。都是赵匡胤的心腹。

可以说，虽然宋朝开国已经确立了中书和枢密院文武分立的政治格局，但此时的枢密院实际上还是属于内朝。

之后，由于赵光义称帝严重缺乏合法性，所以他就更得以枢密院为核心阵地来维护皇权。

这一点，我们还是从枢密院的人事任命来解读：光义即位之后先是打破了之前枢密使由一人出任的格局，提升楚昭辅为枢密使以制衡曹彬；太平兴国六年（981），光义又以石熙载取代了楚昭辅，而石熙载此前曾先后出任过光义泰宁军的掌书记和开封府的推官；王显呢，也是出自光义的藩邸。

而且，太平兴国八年（983）正月的时候，光义还将曹彬枢密使的职位罢免，原因也很简单，他是太祖朝的老臣，又在军队中极具影响力，威胁光义的皇权。

不过呢，凡事都具有两面性，光义虽然以心腹控制枢密院，但其心腹根本就不具备应对复杂事务的能力，比如王显，能力就相当平凡。光义呢，为了提高王显的专业水平还赐给他《军戒》三篇让王显学习，以提高业务能力。

当时，重大的军国大事光义还是将宰相屏蔽而只与枢密院的人进行商议、决策，比如，雍熙三年（986）北伐幽云的大事光义就完全依靠枢密院进行决策，据史书记载：“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

由于不管是光义还是枢密使他们都缺乏军旅经验，所以，雍熙北伐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而光义在事后也没有追究王显的责任，因为，他还需要以心腹来执掌枢密院。

当然，北伐的决策可能也是光义独自作出的，因为，王显等人根本就不具备这个素质，而光义也只能自己来承担战败的责任。

等于说，北宋太宗时期的枢密院相较太祖时期实际上是一种退步，和五代时期的情形差不多，主要原因就是，光义的皇权缺乏合法性。

太宗时期枢密院的性质我们还可以如此定义：其不过是皇帝的参谋班子，没有决策权，也没有指挥战争的权力。

再看枢密副使的任命：柴禹锡是光义的藩府旧臣；张德超也是光义的藩府旧臣；张逊此前在光义的账下做事。光义完全复制了五代诸帝对于枢密院人员任命的原则。

赵光义时代的枢密院实际上是一种退步 图源/剧照

另外，光义还在枢密院中广增名号以稀释枢密使的权力，比如，枢密院既有枢密使、副使，又有知院事、同知院事、签署、同签署这些职位。就是这些人，光义也是以自己的心腹来充任，比如，签署枢密院事的杨守一和知枢密院事的赵镕就是光义的藩府旧臣。

到了真宗即位之后，这一格局依然没有改变。真宗即位之后由于严重缺乏威望，先是以老陈曹彬为枢密使为自己镇场子，维护皇权。

等到坐稳皇位之后真宗就以自己的心腹来充任枢密使，比如，景德元年（1004）八月，真宗就以自己的藩府旧臣王继英为枢密使。

另外，此时的枢密院负责兵机的职责也已经非常明确，并不像之前军国大政一手抓的局面，因为，宋朝此时已经逐步形成了统治惯性，走出了乱世，不需要将枢密院设为核心阵地。

不过呢，和光义之前所面对的局面一样，此时的枢密使也不具备应付乱世、战争的素质，因此，面对宋辽战事，真宗就只能找毕士安和寇准这些中书系统的人进行商议。这一点，真宗还是比太宗做得更好，他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

所以，当时的宋辽战争以及澶渊之盟的签订实际上都是由寇准所主导的。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皇帝心腹素质的不达标，所以枢密院才不能完全取代中书。

自此，北宋由中书和枢密院分掌文武的格局才正式形成。而枢密院长官的人选也渐渐不出自于皇帝的心腹，而是在科举所产生的“天子门生”中进行筛选，开始打造文臣执掌军机的局面。这一点，从太宗时代就已经开始，比如，太平兴国八年（983），光义以进士张齐贤和王沔出任资质较浅的签署枢密院事。

也就是说，枢密院彻底摆脱了内朝的属性，正式外朝化，成为朝廷的正式机构。

这是由乱世的结束、赵宋官家已经对天下形成了统治惯性所决定的。

因此，要想读懂五代到北宋的过渡，我们完全可以以枢密院制度作为切口进行解读。

读懂了枢密院制度的进化史，我们也就能读懂那个时代。

最后，我们还必须弄清一个事实，都说北宋是以枢密院来分割宰相的权力，但其实，正是北宋恢复了宰相的权力，因为在五代，宰相是被基本边缘化的群体，而宋朝却以稀释枢密院权力的方式让宰相回归权力中心。只不过，不管是中书还是枢密院都不会一家独大，而是互相制衡。

这一制度后来也成为了赵宋的祖宗家法。

写文不易，看完记得点个“赞”。谢谢！